一个忙碌的十一月，要是按以往的德性我肯定要对不合理的学制安排和水课指着鼻子大骂了。但是今年感觉时间不等人，有点急切地想要做点什么实在的，而不是意气用事或者风花雪月。Blog晾了差不多两周了，说来惭愧，就决定把这几次新闻实践作业的感受写一下。开心的是好像更加明确了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难过的是推翻了以前坚定的一些什么想法，好像对方向又更加迷茫了一点。
前两周都在忙着做新闻摄影的实践作业，是为一个陌生人拍摄六张照片，再加上几百字的人物介绍。当时趁热打铁记录了一点感想：
本来以为是出门social一下就可以解决的事，上周跟阿鹿两个人跑去真觉寺（现在是什么雕刻艺术博物馆），跟摄影大叔、写生阿姨都聊了一下子，但是感觉也不太够。因为真的只是萍水相逢，要做到老师说的深刻了解实在太太太远了（老师的原话是‘用镜头跟人对话’）。然后我们跑到动物园旁边的老房子那一块，发现正在拆迁，跟过路的阿姨聊了会天，知道那儿原本是动物园给职工住的公房。遇到一位比较戒备的大妈，我们就没太往里边走。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位好老好老的爷爷，抱了一条黄色的好老好老的小狗（差不多15岁啦），还跟着一条白色卷毛的狗狗，就也凑上去聊会儿天。最后我提出想给爷爷和小狗拍张照片，但是他拒绝了，我就还挺难过的。
那天下午回来在宿舍吐槽，都开始吐槽媒体行业了。总是要抢时间赶DDL，说是说特稿吧，但是还是做完就say goodbye了，深入挖掘何其少啊，而且更多时候不能做自己喜欢的选题。而且说实话，你其实特别难跟别人做到平等交流。每次采访都是求爷爷告奶奶卑微.jpg，聊的时候大家也并不是朋友之间那样的开放、有趣。本来就社恐，这样搞得我更加心累（生活不易，小趁叹气）。
其实我觉得我最理想的工作模式是拉几个各方面都聊得来的朋友，一起搞个工作室兮兮的东西，一起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搞采访写文字拍视频做音乐都搞的来那种。恰饭跟爱好要分开，这样保证可以有时间弄比较大的项目而且饿不着还。但是我上哪儿找这样的好伙伴呢(:з)∠)
跟阿鹿出门没搞定，就自己出门转了一圈，照样是趁热打铁的感想：
今天跑到海淀公园去转了一圈，里面有一块中央草坪，上面有很多人在搭帐篷！好惬意的城市生活啊。跟一位溜娃的爸爸搭讪了一下，但是也不能太打扰别人就走开了。最让我觉得可以搞定作业了的是一位买风筝的大伯。本来聊的好好的，但是我只想拍照，他只想卖我风筝，结果还是打不到一块儿去。而且我跟他讲了我有这么个作业，想给他拍张照片以后他就拒绝了。我后来有点点后悔，觉得不应该讲的那么正式那么有目的性，还搬出作业的名头来吓唬人。
以前每次出去弄采访什么的，都很乐于强调自己的学生身份，以及用“有作业任务”来给自己一个借口，找到一种正当性。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那都是说给自己听的，别人其实没有义务来帮助你完成你的作业。跟卖风筝的大伯聊天让我感觉，可能找这种双方都有接近的念头的会更容易些。不是出于一种怜悯式的帮助，而是互惠互利才能做到的事情，还是不要用这种稚嫩的借口来为自己树立正当性吧。究其根本，也只是一种useless的自我安慰罢了。
最后解决这个作业的过程也颇为戏剧性。ddl是周四，于是周二跟羊姐和小张一块去食宝街拍。神奇的很，居然一个上午就搞定了。我拍的是两位东北的保安大伯，楚楚拍了食宝街卖糖葫芦的摊主（羊姐后来跟我们说那个摊主请我们下次去他那里拿糖葫芦吃=￣ω￣=），小张拍了一名送餐的外卖小哥。都挺好打交道的，食宝街是个神奇的地方。虽然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写专业反思，但我还是想把接下来的故事在这里介绍一下。对于我来说，还是颇为有趣且难得的经历：
因为答应了要把照片发给两位保安大伯，所以跟他们都加了个微信。结果除了发照片之外，其中一位大伯很开心地跟我分享他在全民K歌上的作品。他长的很高大，说实话挺好看的。唱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旋律性老歌，有年代感和在我看来很东北人的那种男子汉情怀（姑且这么称之吧）。但是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唱歌，也很喜欢跟歌友互动的过程，有几千名粉丝了都。我好久没用全民K歌了，但是因为他的推荐又去下载了回来。虽然他也称赞我说觉得我很随和，但我还是感谢他的热情，以及不倚老卖老的平等待人。
另一位大伯更是让我意想不到。我把照片发给他以后，他很热情地要请我吃饭。以往见得多的是拒绝访谈的，或者是止步于萍水相逢的，这种反客为主的热情好客就很让我惊讶甚至为之动容。我虽然婉言相拒了好几次，真的，我又是讲不好让您破费，又是讲明明是自己打扰别人的事情，又是讲最近期中考试事情很多，我觉得都跟那种假意接受禅让的僭主一样了，他还是很执着地要跟我约时间。身边的同学朋友都让我不要去，至少是不要一个人去，我问了下前一个大叔，他倒是劝我说放心地去吧，交个朋友不是很好嘛。我想了想还是接受了这个热情的邀请，不然实在是过意不去。事实证明这绝对是个明智的选择。他是这附近的老懂哥了，一起去了那种很平民化的小巷子吃兰州拉面。比食宝街的便宜好多，而且也绝对不算差的。一起聊了半天我以后对职业道路的思考啊，聊一下现在读书也不容易啊，聊他的工作什么的，最后讲到了一下各自的家庭，讲到他的孩子。甚至隔壁桌的阿姨还以为我们是亲戚。唯一让我觉得过意不去的就是他一定拒绝AA制，感觉像是杨绛那篇《老王》里说的“愧怍”。想着下次经过食宝街的时候，也许可以买点水果面包什么的请他一起吃。
总的来说，新闻这个专业还是挺有人情味的。虽然我也质疑传媒行业是不是有点“工具人”，能不能做到与他人平等沟通。但下学期的实习还是想去传统媒体体验一下，特别想去的是《人物》，觉得他们水准专业，文字细腻，称得上是“最好的中文人物报道”，实在是比较让我心向往之的。但是自己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或者本事，这点水平真不知道够不够的上。
大二的时候，觉得新闻这个专业让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是特稿的采访和写作，一个是影像技术方面的应用。在两者之间徘徊好久难以抉择。以前觉得跟人打交道的东西，难得啊，在刚毕业的毛头小子的阶段，多跟人打交道，了解一下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许是一个更加长远的收获，所以总体上可能更加偏向前者一些。但折腾了几次实践以后，这学期想的还是更倾向于后者了，虽然自己的技术菜的一批，但是也许技术性的东西比较实在，起码能够让我获得一种学到了实在的东西的踏实感，也不必担心日后难找工作，毕竟新媒体还是比传统媒体“风口”一些，跟计算机技术、影视文化、艺术表达这些我也感兴趣的行业也颇多交汇之处，也许日后能够有一些融合的发展。看到老贼去了B站实习，在羡慕他把握到了自己的理想职业的同时，也在思考新媒体行业是不是更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就是在文章开头说的，好像是做出了一些选择，但离开以前想的找到一个好的传统媒体行业就不读研究生直接就业，在工作中学习的这个路子，又在想应该怎样提高自己比较薄弱的这方面技能；或者有没有必要再读个研究生加强一些学术性的训练和跨学科的知识，让自己不要那么工具人。好像又动摇了一些什么，似乎又是迷茫了。
我其实也没忘记自己还有一个国政的专业。虽然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政治专业，应该还算跟现实实践接触的比较近的，但是我感觉自己更喜欢政治学的部分。这个或许可以从这个学期的碎碎念日记里面可以一窥。这学期的日记更多的是跟学习、跟课程相关的反思了，偶尔有跟好友的交流内容，但绝对不像大二那样又是旅游又是出去看剧又是去滑雪又是学鬼畜各种花里胡哨但也有趣的内容了。大概是人老了经不起折腾了的缘故(:з)∠)
这是10月23号写的日记的选段（虽然说是日记，但其实也并没有每天都记，就是个杂谈）：
昨天想着一定要把欧树军老师的课上面讲的文献看完，于是直接看到两点半，不过第二天都能听懂课，又特别有骄傲感。这次看的是《大转型》，还是觉得有启发性的，对于市场经济的诞生那一块，虽然看的很费劲，一页纸都要细致地咬文嚼字老半天，但是最后看懂了以后有点颠覆我的经济学体系的感觉，又觉得很是开心。可能这就是学术吧。有点开心在大三的时候找到了真正的学术的感觉，但是又有点焦虑，本来我都已经抱定了直接就业的念头的，这学期上哲学课、上国政的课都觉得很有学术深度，又有点不舍想接着求知了。这种牵牵绊绊的感觉就很纠结而难受。
我好像总是想什么好的东西都抓住，既然很多都舍弃不掉，给自己提个建议，就是提高整体的筛选标准，这样都取金字塔塔尖的一点，总是还能hold住的吧。
确实最近老觉得很多学科不能融会贯通，各种知识碎片杂糅在一起的感觉让人心里慌慌的。有时候模模糊糊想起这个在哲学课上也讲到过，但总是不能把这种联系转化为更加深度的知识挖掘。以前看到一名博士生好像也说到过这个问题，自己还暗暗嘲讽说这种高中文综都需要的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现在还在纠结这个，我可比他强多啦！现在可算是有点儿能够理解了。
还有一个法子就是先学好一科，以这样一个为核心再往上面添枝加叶。或许是一个办法。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知识是不是很不现实？下了课我时常觉得，修昔底德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呢？不过，就学哲学的一点儿思考来说，确实又是有点儿用处的，因为时常暗自觉得思维方式有些变化了，有时候冒出一个念头就会想，啊这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而且看一些人写的时事评论，真的上下五千年恣意纵横，那种是学到家了。所以好好学还是会有用的吧。
这是11月20日的：
上完课了再回来写一下感想。因为昨天晚上很好地把书中每一章最前面的导言部分与内容结合了一下，所以可以更加清晰而且确定地了解作者所表达的东西。所以今天就能够听懂老师讲授的，而且抓得住重点，也能够跟老师和同学有一些交流。回来的路上，高兴之余，想的是我学的这个国际政治的专业。这样一看，我感兴趣的好像不是国际政治，而是政治学的内容，或者说，在我有限的认知内，政治学的内容似乎更有意义。不过没关系，即便如此，现在看来，我还是觉得选这个双学位是有意义的。以前在我很怀疑大学和学术的情况下，我曾经想退掉这个班级，转而去学习实践色彩更浓的新闻实务，比如采写编评和各种摄像摄影、软件后期一类。但这学期我的想法又有所改观。首先是更丰富的新闻实践让我觉得新闻这个职业在社会的作用中，更接近一种媒介性的作用。从比较高深的角度来讲，有点不甘心做这种中介性质的事情；从实践层面来讲，难以与人做到平等交流让我也对其失望。这学期政治学的课，让我感到一种学术的魅力，思辨和讨论的文献研读，是一个锻炼学习能力、文本阅读能力和意志力的过程；高屋建瓴的政治思想史脉络让人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能串联起很多细碎的知识点。两者都让我感受到一种与以往的思想家对话的“朝闻道”的精妙。幸好从高中习得的一种对学术的敬畏和探索欲让自己没有放弃政治学的学习。也感谢自己每周读文献愿意读到大天亮的坚持。
虽然文本研究这个东西，技术论者可能会从根本上否定它们。用更容易懂的方式来质问自己，就是“你读不读这些故纸堆里的东西，又有什么不同呢？”老实说，我确实无力给出一个什么像样的、直接正面的回答。不过我可以讲一下我为什么愿意去读这些。首先，高中学历史，对这些东西的历史意义就有一定的了解，记得当时讲康德，说他的哲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我虽然对具体机制一知半解，但也感受到了一种精神力量和思想风范。其次，大学以来感受到的一种对于大学教育的虚无感也让我在失望之余更加希望找到一种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形式主义的班会和水课，也不是罔顾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的绩点和排名。而技能性的社会经验这些，似乎也不构成大学主体性的内容。我想，对这些所谓的故纸堆，这些人类文明的杂多纷繁的积累，也许能够让我感受到一种大学风骨。且不说我能从中获得什么真正的好处，也许有人说是思维习惯的养成，但我觉得目前我也做不到这一点。抛开这种目的性的东西，我就是在自己选择并且定义我的大学生活。几天前的哲学课讲到海德格尔，说的人生的目的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定义的。我觉得，我起码有认真地在定义它了。
内容大体相同，就是觉得政治学的文本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我不知道自己是因为觉得政治学厉害，进而爱屋及乌觉得这些很酷才喜欢的，还是自己确实适合做这些文本性的工作而且能够从中有所收获。毕竟，要串联起这些纷繁的学术脉络非一日之功，但也只有大量的量变促成质变，才能够说自己是否从中有所收获。
哎，在各个专业和学术门类之间腾挪转移，大一的时候喜欢历史、经济和社会学，大二的时候喜欢实践性的新闻采访和影像记录和计算机软件技术，喜欢舞台艺术和音乐，现在想学计算机编程和政治学的深度内容，但是历史包袱也舍不得丢。明白了，我就是整一个花心playboy，空心大萝卜。以前狂妄的很，觉得高中数学都能啃下来，只要有心学把爱好全部hold住也不是问题，现在知道学什么都是需要时间的，即便你对你的学习能力有信心，也要考虑时间安排和现实问题。
可能这也是对那么多年应试教育的一个报复性举动吧，以前没得心情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到了大学，一下子惊觉抽离了那些试卷和知识点，自己是那么的苍白和空虚，就拼命想追求一种艺术感的、饱满的生活。不过庆幸那么多年的基础教育培养的学习能力让人有这个做梦的资本。不过梦终究是不长久的，现在已经有点“此身虽在堪惊”的感觉了。困了困了，这就睡觉去。
11.30的一点补充——关于政治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关于政治学，我总有一个困惑，我们的政治学教育是不是忽略了本土化的（特殊性的）研究。我以前读的更多的是中国历史，那些朝代变迁和其中的风云史诗，都曾给予我特别深刻的影响。我是多么想有一个机会认认真真从专业的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高中时读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觉得里面对先秦的“敬”观念的阐释特别深刻，先秦哲学自此实现了从神到人的转移。还有当时陈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批评，认为这与“人本思想”有所差异，后者更注重人的主体性。我所希望的大学就应该探讨这些深刻的内容。但是我们现在的政治学更多的还是学的西方的理论，理性主义、自由主义、革命主义，又或者是国家理由的讨论，利维坦还是主权在民，还是什么其他的。不是说它们不深刻，但是我似乎对它们不亲近，缺乏那种整体的文化氛围和文化认识，很多时候读到“上帝”，读到一些神学概念和历史背景，我总是有一种雾里看花的迷茫，更别谈读和写英文文献的费劲。
于是找了一些对于中国政治学的讨论，想知道学界是如何对这个问题作出回应的：
俞可平的《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一文中谈到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选录时有删减：
从广义上说，政治学在中国也自古有之。但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政治学，在我国产生于清末民初，肇始于译介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1903年，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了“政治科”，这是中国大学设立的第一门政治学课程。民国后陆续兴办的综合性大学大多设有政治学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由于时局的影响，政治学在我国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不正常状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照搬苏联的模式，用马列主义理论代替政治学，政治学被当作是“伪科学”（认为传统的政治学掩盖了政治现象背后的阶级本质。它成为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是一种“资产阶级伪科学”），它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地位在我国日渐式微。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中的政治学系被正式取消。从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这一漫长的时期中，政治学在我国学术领域中消失了近30年。
政治学在我国的振兴，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呼吁：“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此后，政治学在我国重新恢复并得到迅速发展。
我们时常忽视从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身处时代之中，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自觉地当成了古已有之的自然而然的东西，哪里想到被视为社会科学的核心之一的政治学，在我国规范化的发展却只有区区三十年。
文章中对于我的疑问给出了一些回答，即便这个回答与我的观点和感受可能是不一致的：
文中认为政治学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对哪一种特点的过分批评其实都是偏见。遗憾的是，对于后一种偏向（过于强调普遍性，认为西方政治学具有普世价值），中国政治学界极为警醒，甚至从政治的高度被当作“西化”的表现而坚决抵制；而对于前一种偏向，至今尚未引起真正的重视。如果说，中国政治学存在着“西化”的威胁，那么我们也同样要说，中国政治学还存在着“没有普遍性的本土化”的危险。
即便感受各异，作者对于政治学研究内容的分析依旧很值得一读：
广义地说，政治学是关于人类政治现象、政治生活和政治规律的系统知识。人类社会只要存在政治现象，就需要政治知识。统治阶级需要政治知识，来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巩固自己的政权，保护自身的政治利益。被统治者也需要政治知识，在现存政治框架下更好地保护自身的政治利益，或者追寻适合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其他社会政治框架。政治制度事关社会根本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无论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被统治者，政治知识是更好地维护和获取自身重大利益所不可或缺的工具。由此不难理解，即使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大思想家，都特别看重政治知识，直至将政治学当成是“主要的科学”。因此，政治学者通常担负着双重的知识传播任务。一是向职业的政治学者传播专业知识，以维系和推进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的延续和发展；二是向执政阶层和人民大众传播日常政治知识，以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现实。
依据执政阶层和人民大众两个不同的传播对象，每一时代的政治学都履行着传播两类不同政治知识的功能。对于执政阶层而言，政治学所要传播的主要知识包括：与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及民众的社会政治心理；了解、反应和满足民众政治需求的机制；防止国家分裂和动乱的手段与办法；政治精英的录用和流动规律；制约权力和防止腐败的机制；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国家间交往的规则与惯例等。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政治学所要传播的知识包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政府的构成和政治过程，特别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公民的政治权利与义务；避免政府不正当侵犯的合法途径和手段等。
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政治学还应当同时向执政者和公民传播基本的民主知识，包括民主的意义和要素；确保公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安排；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制约政府权力的有效手段；人类在推行民主政治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等。
其中还有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和传播现状的一些批评，作者是香港学者，旁观者的观点可能更加客观，却也可能存在对现实了解不够深刻的问题，不管怎样，读一读还是有些启发：
在一个强调政治教化和拥有士大夫精神传统的中国，政府和学者一向重视向官员和公民传播政治知识，这一传统在中国政治学的重建中再一次被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官方传播的政治知识，主要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政治学者的角度看，政治知识传播的对象非常狭窄，主要是少数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所传播的知识主要是关于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基本知识、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官方政策的阐释和评析，以及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一项研究对1994年到2002年《政治学》转载的政治文献的主题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政治学者在研究和传播什么样的政治知识：政治理论类占53.2%，中国政治占11.6%，政党和政治团体占2.2%，司法研究占0.3%，基层民主占1.4%，公共政策占2.3%，公共行政占11.3%，比较政治占4.0%，国际政治与关系占11.8%，政治学研究方法占1.7%。与法学、经济学等其他相关的应用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者在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明显要小得多，对政府官员和民众的影响就更小。例如，从近些年畅销的社会科学普及性读物中，我们很难发现政治学者的著作。
一些共同的原因可以解释政府和学者在传播政治知识方面的失效。其一是政治知识空洞、陈旧，与现实严重脱节。一些政治知识经不起现实的检验，缺乏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其二是政治知识的重复和雷同，缺乏新意。例如，政治课的内容从中学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知识要点大量重复，使学生产生“知识疲劳”。其三是缺乏实际效用。其四是教育者自身的素质和教学方式的问题。政治知识传播者自身的素质与受众的传播效果有着特别直接的关系。政治知识有时是枯燥的，甚至是冷酷的，运用什么样的传播方式，对于传播效果也很重要。对于政治学者来说，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直接影响其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例如现实的政治环境，政府和公众对政治知识的需求，可供利用的传播渠道等。
王昭光的《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一文中，认为中国政治学目前的问题在于:
目前，中国政治学所使用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大都来自西方，中国政治学讨论的不少热门话题也往往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如“公民社会”、“中产阶级”、“合法性”)；而西方主流政治学则不屑讨论中国政治学者提出的问题。这种反差不仅衬托出西方的学术霸权地位，也暴露出我们自己的失语症。
王正绪的《政治学研究与中国话语》一文中对上面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摘录时有删减)：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我们的确要构建中国话语、中国的概念。很多学者都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潘维老师最早将我们的政治制度称为“中华体制”。我们自己政治实践中的理念和哲学，比如群众路线、政道思维等，现在有学者把它们提炼出来，给予适当的定义和运用。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也是这样一个例子。在他之前还没有人把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用社会科学的模式来解释。这些工作就是将中国作为一种现象去研究，用一些西方人都能理解的词汇和话语描述出来。有一本书讲过，先要总结出来，下一步在构造话语时尽量照顾到别人能接受和读懂，不要强调中国特殊论，逐渐就可能扩大它的影响。
第二步，要去研究、解释和描绘表述中国以外的现象。现在的学者只是把中国的研究搞好，但真正要创造中国的话语权，必须走出去。当然这不是几年内的事情，是未来一二十年的事情。现在我们进入这个阶段。我们不是和美国或其他国家争夺全世界，而是自然而然地走向、融入全世界，这要求我们对世界各地形成自己的知识。
我其实对第一个方面比较感兴趣，毕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学，其实是没有特别专门的学术文本或者思想的。更多的目的在于“辅政”，民本思想、法家的权名之术，或者是儒家思想从先秦已降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发展，到后来宋明理学对佛道的回应，都更多的是在建构一种统治的合法性。但近代的民族危机展现出了我们的政治学，或者说社会体制在近代史观看来的落后之处。用现代的政治学视角对我们的历史作出更加完备的阐释或许有助于提出一些更加民族化的政治议题，也有助于理解今天的发展。我觉得不只是政治学，很多人文社会的学科，都需要重新理解和审视我们的历史。其实我们也不乏一些优秀的本土研究的，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不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国概念吗？我觉得当时很多思想还是可以一观的，感觉现在也应该多一些这样的研究。
在郁建兴的《政治学发展的自我反思与中国政治学建构》一文中，我找到了一个我深有同感的批评：
在科尔曼看来，与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个理论上的明显弱点，那就是经典作家占据着与新近学者相同甚至更高的地位。事实上，像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和其他经典政治理论家的论文，如果没有署上他们名字的话，根本无法在当今任何一本政治学期刊上发表。习惯于阅读当代学术文献的人查阅这些经典著作，通常会觉得不知所云。尽管我们不能否定一些经典著作的基础性作用，也不能否定在今天阅读它们对于验证一些基本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一些经典作家的意见在采用当代方法后甚至能够推动政治学研究，我们今天的概念、定义、假设都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得以形成的，但是经典著作所熔铸的一些概念是不精确的、同义反复的、几乎没有成效的，许多假设的结果是错误的，已经被经验和后来的学术研究所驳倒。事实上，正是被那种与思想史关系密切的“政治理论”所攻击的当前政治科学，已经熔铸了一些超越前人论述的可靠理论基础，它们包括：集团行动、政党、选举系统、选举策略、政策议题的议程构成、制度选择和民主的意义。因而，比起讨论柏拉图著作中的某个脚注来，达尔、唐斯（Anthony Downs）、迪韦尔热、奥尔森和赖克（William H. Riker）更应该被列入经典作家的名单。
确实，我在阅读这些文本的过程中，不仅仅存在文化差异的困惑，也有历史时段差异的问题。但更令我困惑的是，对于古典政治学应该读什么，目前学术界是有相对清晰的选择的，但对于当下政治学应该读什么，很多时候作为学生的我们是不太了解的。老师似乎也没有太重视前沿领域的介绍，而且当下的政治学前沿，可能更多的是以英文文献来展现的，这就又多一层难度了（叹气.jpg）。
其实我还是很愿意读文献的，在我看来这是跟“聪明人”打交道的一种方式。但确实总是看一些太遥远的东西，也会面临读不懂、读了没啥用的迷茫。哲学史的课程上常讲原典，我觉得意义可能是在于给我们一些议题性的启发，以及反观诸己，在自己思考的时候明白这些也是前人思考过的，从而少走些弯路。我可能很难说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什么新的观点，我所希冀的，就是了解一下思想史的过程，知道前人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思考些什么问题，也就很足够了。
说实话，我一直不是特别信任纯粹的学术研究，这可能跟一种注重经世济民的传统入世思想有关系。“立德立功立言”，好像学术研究这种“立言”的东西是最没意思的，你做得再多，写下来的那些东西也是很快就过时了，还不如做点实在的事情真正对社会发展有点用。知乎上看了一圈“学政治学有什么用”，大家说的似乎除了情怀之外就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了。这样说来我似乎有点后悔选文科了，它本身就不是一种特别实在的技术或者其他。但是我是真的喜欢过这些文本和它承载的思想的呀。不过转念一想，其实一个社会的发展，绝不是政治家或者科学家某一方面的个人的产物，它是每一个人的合力所构筑的，这样一想也算是既来之则安之。
我想是时候结束这篇我写了三节“水课”的碎碎念了。看一些当下的学者思考还是有帮助的。我能回答最开始提出的我们的政治学是否过于西方化了的问题吗？我觉得这是有其现实基础的，仅30年的发展历程对于人文社科来说本来就不太足够，更别提近代以来我们这种理论总结的落后。现在抛开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对我来说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但我也收获了一些方向性的引导，对于那些经典著作，更多的应该把重心放在理解上，了解其提出了什么样的政治学议题，了解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要谈到与现实结合，一些更新的文献也许更有意义。庆幸这学期选了一些硬核的英文课程，读英文文献在心理上更加可以接受了。一方面是新的英文文献，另一方面对于本国学者的一些理论也应当更为重视。说起来我还挺想去读一读前面提到的那本《儒法国家》的，用新的视角回顾我们的国家历史，总该是一种可贵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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