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作业存档】《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读书笔记

Posted on 2021-10-12  316 Views


写在前面:这篇book report是大三下学期上国际关系学院田野老师的《国际合作与制度》课的期中作业。因为最近找老师写推荐信,把作业又翻出来读了一遍,有了些简单的评价,加上想起上课和写论文时的种种情景,有些细碎感想,一并附在文末。


《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是由芭芭拉·凯里迈诺斯(Barbara Koremenos)、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和邓肯·斯耐德尔(Duncan Snidal)三位理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出了关于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工程。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合作难题,而不同的难题需要差异化的国际制度来解决。文中作者总结了不同的难题类型,以及不同的制度变量,国际制度设计就是根据不同的难题,对制度变量做出相应改动的过程,作者同样分析总结了这些变化的机制,并用经验案例分析为理论提供支持。

一、内容总结
(一)从合作理论到理性设计
作者认为二战以来对于国际制度的研究中存在一个理论偏差,即更多地关注国际组织的操作细节,而且多数是描述性的,这篇文章希望拓展合作研究的范围。多重均衡是合作研究的主要困难点,早期的研究使用2×2的博弈论框架来研究不同行为体在变量影响下的不同结果,但作者认为这或许有过度简化之嫌。因为这只突出了单变量的作用。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影响因素,国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以及不同的合作结果。作者通过定义“理性”和“制度”,将制度与博弈论的语言联系起来,从而用理性主义的方式探讨国际制度。

作者首先提出了国际制度中五个关键的因变量:
1.成员身份:限制性还是包容性;
2.领域范围:所涉及的议题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
3.集中程度:是否存在集中机构来收集、传播信息和监督讨价还价议程;
4.控制:集体决策的产生规则,是由大国主导还是权力分散的;
5.灵活性:可否不受制度束缚或变更不合时宜的条款。

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基础的自变量,这些因变量就是国家在国际合作中面临的本质性问题。它们包括:
1.分配问题:它的大小取决于每个行动者如何比较它的首选方案和其他行动者的首选方案;
2.执行问题:个体行动者对给定协议或一套规则作弊的动机强度;
3.行为者数量:因其行为影响他人或他人行为影响其,而潜在与共同福利相关的行动者的数量;
4.不确定性:行动者对他人的行为、世界的状态和/或他人的偏好没有完全了解的程度。

(二)关于理性设计的猜想
在此之后,作者提出了16条有关国际制度设计的猜想。当自变量发生变化,即分配、执行等问题产生的时候,国际制度如何通过改变自变量,即制度的基本特征来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这些猜想及其原因如下:

  1. 关于成员身份的猜想:

    • 当执行问题严重时,对于成员身份的限制将增加。因为成员没有自愿为集体目标做出贡献的动机,限制成员身份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搭便车的投机行为;
    • 当成员偏好的不确定性较强时,对于成员身份的限制将增加。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合作者和非合作者;
    • 当分配问题突出时,包容性的成员机制会增加。因为这样会能够降低每个成员对于相对收益的关注程度,从而更好地解决分配问题;
  2. 关于领域范围的猜想:

    • 参与者数量较大时,领域范围随着更大的异质性而增大。因为更多相互关联的议题能够产生新的解决冲突和实现互惠的机会。
    • 当分配问题突出时,领域范围增大。因为议题之间的联系能够克服部分分配障碍。
    • 当执行问题严重时,领域范围增大。因为当议题的激励不足以分散执行时,与其他问题的联系可以使得决议强制执行。
  3. 关于集中程度的猜想:

    • 当行为的不确定性上升时,集中程度会增加。信息的集中化能够降低行为的不确定性,同时能使国家认识到对方的不合作是故意的还是情有可原,从而降低误解的可能性。
    • 当世界状态的不确定性上升时,集中程度会增加。因为联合的收集信息的机制能使得所有参与者从中受益。
    • 当行动者数量增加时,集中程度会增加。因为集中的命令结构可以降低多边谈判带来的交易成本,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
    • 当执行问题严重时,集中程度会增加。因为这能够降低背叛的可能性。
  4. 关于控制的猜想

    • 当行为者数量增加时,对于个体的控制会减小。因为成员数量增加时,国家必须牺牲对个体的控制来保证集体利益。
    • 当行为体的力量对比不对称时,国际制度会采取不对称的控制方式。因为行为体对制度的控制能力与行为体对于制度的重要性有关。一个行为体力量越强,对制度的重要性也越大,其控制能力也更强。
    • 世界状态的不确定性增加时,对个体的控制会增加。因为这样能更好地规避风险。

5. 关于灵活性的猜想

  • 世界状态的不确定性增加时,灵活性会增加。因为如果被锁定在制度中,可能造成意外的成本或不利的分配后果。
  • 分配问题突出时,灵活性会增加。因为当各国为了解决执行问题而延长未来的影响时,分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分配结果会长期影响他们,所以他们可能想通过采用更灵活的协议结构来减少这种情况。
  • 行为体数量增加时,灵活性会降低。因为更多成员的参与会增大制度的运行成本,而降低灵活性会使得成本降低。

在这一部分的末尾,作者对所提出的理论的局限性做出了一些说明。包括各种概念的定义可能过于宽泛;双变量的结构或许难以应对现实中众多变量的复杂相互关系,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可能在现实中比某个变量起到的作用更加重要;设计的原则可能会相互冲突,例如当执行问题和分配问题同时存在的时候,执行问题需要限制成员身份,而分配问题需要更包容的成员身份,但一个因素不能同时发生这种矛盾性的变化;最后,这些分析孤立地着眼于个别的制度安排,而忽略了不同层级的制度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

(三)理性设计项目的路线图
作者在最后引用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文章,作为对特定领域的深入实证分析,为这一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和现实应用提供了一个路径图。同时也提及了建构主义学者温特的批评,认为这一理论忽视了其他研究路径,没有提出更为深刻的解释。

二、相关的学术争论
文章中提出的国际制度理性建构工程,为国际制度研究提供了理论上可行的范式。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理论尚需完善。根据田野的概括,国际制度相关的研究经历了旧制度主义对于制度细节的比较,到新制度主义关注制度与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这一变化。而新制度主义仍与正式国际组织的研究紧密相连,忽视了在更广泛意义上出现的组织化的大量国家行为。面对国际政治的实践和正式组织的安排之间的鸿沟,新自由制度主义产生。芭芭拉等学者的理性设计工程属于新自由制度主义之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一派别发端于新制度经济学,引入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来分析政治制度。( [1]田野.国际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J].教学与研究,2005(03):52-58.)

对这一理性设计模型的批评首先来源于社会学制度主义,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一个派别,引入了社会学的视角,认为文化规范会影响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和行为,应当从文化和社会层面分析政治制度和国家行为。两种范式之间的争论主要是理论假设层面的,即究竟应该以“预期结果逻辑”还是“适当性逻辑”作为解释国际制度中行为体的基本逻辑。前者强调交易成本对于行为的影响,后者认为个体对自我身份、情势的观念的影响更为根本。(同上文)

与此类似,建构主义者温特也从社会的角度对理性设计论提出了批评:首先,是设计者先于被设计的制度所存在,还是设计者本身就受到制度的影响?制度可能并不是完全物质性的,而国家的行为也不是完全能动的,可能受到国际制度的制约;其次,设计是有目的的刻意行为,但也可能基于非功利的目的,基于规范要求而做出,并不完全出于理性考量。最后,设计者的选择可能是外部强制下不得已而做出的,这也不能用理性逻辑统摄。

除了其他理论范式的批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内部也有学者对这一设计模型提供了宝贵意见。John Duffield在《“理性设计”的局限》一文中提到:需要明确这一理论能够发挥效用的经验领域,其关于制度的定义存在狭隘性:文中定义的制度指“国际行为者之间谈判达成的明确安排,以规定、禁止或为行为授权。”但制度还包括一些默认的、隐含的制度。同时,国际制度不只是国家建立起来的,也可能起源于一些其他的路径。(Duffield, J. S. (2003). The Limits of “Rational Desig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2), 411–430.)

另外,这一设计框架也存在局限性,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这一模型是否包含了所有的重要变量?John Duffield指责了这一模型中对利益和权力的忽视,尤其是在分配问题中,权力对分配问题有较大的影响;同时是否存在潜在有用的制度也会影响国家的选择,有时候重点可能不在于制度如何被理性设计,而在于是否有现存可供利用的制度;最后,对于思想的作用的讨论也被忽视了,这在解释个体的行为中是很有效的。Goldstein和Keohane就提出,世界观、因果关系信念和原则信念都可能影响国家的政策选择。

有趣的是,Barbara Koremenos 和 Duncan Snidal在《前进,一次走一步》一文中对上面所提及的批评做出了回应。他们认为对制度的狭隘定义出于系统理论和实证研究对缩小研究范围的需要。虽然理性设计理论不能涵盖所有制度的起源,但它足以解释为什么国家把默认安排转化为具体的制度。

关于一些没有被考虑到的经典变量,他们认为他们所选择的是最为重要、最可衡量的变量,这依据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博弈论理论。对于他们忽视了利益因素的指责,他们认为博弈论理论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指出了除了利益之外,还有更为深层的制度性因素影响行为体的选择。而对于理念讨论的缺失,他们认为,在对于不确定性的讨论中就含蓄地包含了这一要素。例如对于偏好的不确定性。(Koremenos, B., & Snidal, D. (2003). Moving Forward, One Step at a Ti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2), 431–444.)

三、总结
这篇文章很好地展现了理性主义的色彩,但通过各种学术争论也能看出,理性或许不能完全解释国家做出的选择。作为一个国际体系的设计模型,这一理论应该通过更多经验性研究不断被讨论和完善。我在前文中并没有过多地提及案例分析,但实际上这是原文和各种争论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原因是案例研究涉及更多研究方法选择是否科学的问题,或是在具体情境下的细节讨论,这是难以在短篇幅中讨论的,因此我更多地注重了理论层面的分析。在理论层面,虽然建构主义者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对这一模型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质疑,但我仍然认为这些因素是国际制度中非常核心的内容,即便不能完全涵盖事实的全貌,对于分析现实问题也是提纲挈领的。

参考文献:
[1]田野.国际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J].教学与研究,2005(03):52-58.
[2]Duffield, J. S. (2003). The Limits of “Rational Desig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2), 411–430.
[3]Koremenos, B., & Snidal, D. (2003). Moving Forward, One Step at a Ti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2), 431–444.
[4]朱杰进.国际制度设计中的规范与理性[J].国际观察,2008(04):53-59.


My review:
再次回来看这篇book report,感觉这里边主要能体现文献阅读、论点提炼和评述的能力。好的地方就是能够找到好且合适的论文,能做到有话可说,同时对于关键论点的总结也基本到位,结合上下文能够读懂,就是可能有些地方说的还不够明白,不知道读者阅读的时候是否会吃力。逻辑也比较清晰,能够根据不同的学术流派,结合它们的特点分析相关的学术争论。缺点在于,思路其实还是借鉴的老师的文章,是根据里面的分类来谋篇布局的。其次,对于学界背景了解不够,没能结合当时的现实背景来做出评价和分析。因此也难以看到其创新点和局限性。评论也显得不够有力。不过看在认真地啃了三篇英文论文的份上,也还算过得去了吧。

另外,我觉得文章对于细节的讨论不足。完全可以结合某个单独的历史事件,讨论某一个条件是否合理,这样也能对文章的观点做出自己的置评。研究不能是完全的理论楼阁,还是最好能够跟实际结合起来,裨补阙漏。想起前几天抱怨感觉国关太理论化了的问题。现在觉得,也是自己选课的时候不够注意搭配,以及论文研究的时候没有这种联系实际的意识的原因。(还有就是国关史没学好,忘得差不多了→_→)

这大概也是我对这门课程的想法。老师说这门课主要介绍跟国际合作相关的中层理论和微观模型,但其实在课堂上也很注重案例分析的,反而是我自己在写论文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点需要以后注意。总体来说课程还是收获很大的,虽然具体的理论不一定能够马上反应出来,但是能够get到一些分析的思路,也学到一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合作”这个宏大的,很英国学派的议题有了更多了解,更重要的是知道怎么去分析一个这么宏大的命题,学术研究都在做些什么。是干货多多的一节课,老师为人也好,或多或少让我对国关产生了一些学术信心。